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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轉基因研發方面，我國已前后投入了200多億，有了一些過硬的技術和產品，然而目前因為種種原因，絕大部分產品還不能推向社會。”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朱楨近日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如是表示。
作為一種新的育種技術，轉基因發展和應用勢不可擋：自1996年大規模應用以來，全球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增長了106倍，全球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累計已超過18億公頃，為全球耕地總面積的1.2倍，轉基因作物增加產值累計超過1330億美元。
但是，很多專家表示，中國雖儲備轉基因技術多年，產業化卻相對滯后，還在等待時機成熟。“產業化難”，仍然是橫亙在中國轉基因科研工作者和相關企業面前的一座大山。
一個基因可以發展一個產業
中國有這樣一個現象：在肯定轉基因技術是安全的同時，又對轉基因產業化限制，尤其是轉基因主糧。農業部批準的轉基因抗蟲水稻“華恢1號”和“Bt汕優63”轉抗蟲基因的水稻，雖然前后進行了11年的安全性評價，但仍面臨著如此窘境。
可是，國際轉基因農作物產業化卻在持續不斷的爭論中，一直保持快速發展。
“據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發布的數據，2014年，國際批準商業化應用種植的轉基因作物28種，轉基因農作物種植面積達到27.225億畝，已有65個國家和地區批準轉基因作物種植或進口轉基因農作物用作食品、飼料。”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黃大昉說。
為應對日益激烈的農業生物技術的國際競爭，加快我國轉基因植物研究與產業化進程，提高我國在此領域的創新能力，上世紀80年代初，科技部（原國家科委）將生物技術列入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1999年啟動實施了“國家轉基因植物研究與產業化專項”。2008年國家啟動“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科技專項。
“重大專項按照產品研發與產業化的完整鏈條，在轉基因新品種培育、基因克隆與轉基因操作技術、生物安全技術、中試及產業化、條件能力建設等五大領域進行任務部署。”中國工程院院士萬建民說。
通過重大專項的實施，我國在重要性狀基因克隆取得了一系列重要進展，尤其以水稻基因克隆進展最快，已處于國際領先水平。例如，近兩年發表的高水平雜志上的水稻產量相關基因克隆及功能解析，三分之二是來自中國科學家。
同時，我國獲得一批具有產業化前景的標志性重大成果，比如，新型抗蟲轉基因水稻抗螟蟲效果達95%以上，可顯著減少農藥用量，比對照增產5%以上，米質達到3級優質米標準，研究水平居國際領先。
“這些研發使我國轉基因核心技術創新能力顯著提升，已克隆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重要育種價值的高產、抗病蟲、抗逆等關鍵基因107個，應用于創制轉基因生物新材料。”萬建民說，產業化蓄勢待發。
產業推進缺“主角”
“20年來，我國轉基因技術發展，特別是重大專項的實施逐漸使我國與國際縮短了差距，但遠遠沒有對農業產業發揮真正的作用，這其中有科技、社會認識、國家政策、國際輿論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國工程院院士尹偉倫說。
與此同時，我國種子企業國際競爭力尚需提高，尚未形成創新主體。轉基因技術與以往的常規農業技術不同，集中體現了現代生物技術的高技術特征。轉基因技術的大規模成功產業化依賴現代化企業的集約經營。
“我國與國外的差距，不是技術研究，也不是產品研發，而是缺乏從事生物技術產業的頂級企業參與，生物技術發展的市場前景沒有激發起企業的興趣。”萬建民認為。
“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種子市場，但是，我國種業發展歷史較短，種業科技原始創新能力仍然薄弱，在技術創新和產權專利方面與發達國家尚存在差距，種業企業尚未形成良種科技投資和創新主體。”朱楨說。
我國現有5800多家種子公司，其中注冊資本3000萬元以上的只有325家，絕大多數種子企業尚沒有健全的研發體系，平均研發投入不到銷售額的1%，只有極少數種子企業具有商業化育種能力。
“在產品創制方面，需要實現不同環節的規模化‘流水線’操作和嚴格的安全檢查與監測；在市場營銷方面，需要實施眾多知識產權保護與應對復雜國際貿易規則，因此決定了轉基因產業化是高投入、高回報的現代企業集約化經營模式。事實上，國際間轉基因農作物大規模產業化也確實由少數具備集約化經營能力的大型種業公司主導。”萬建民說。
在國外，跨國種業集團已經成為了轉基因產業推進的主體。例如，孟山都、杜邦等公司每年都投入10億美元以上開展轉基因作物技術與產品研發。孟山都、拜耳、杜邦先鋒、先正達、陶氏益農等五家公司掌握約70%抗蟲基因專利和85%的抗除草劑基因專利。
“我國應加強產學研聯合創新機制建設，強化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鼓勵有實力、成長性好、體制機制活的企業開展轉基因技術研究、產品開發和應用。加大財政資金引導扶持力度，支持企業與優勢科研單位建立實質性聯盟，組建上中下游一條龍的產品研發創新團隊。按照商業化育種的組織實施模式，建立科企聯合實施的新機制，加快推進產品研發和產業化，逐步形成以企業為主體的現代生物育種體系。”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林敏說。
產業化戰略研究尚顯不足
“理論也好，技術也好，終極目標是產業化，我們國家的科技投入已讓一些發達國家羨慕，但是能不能產生期望的效應，還是令人擔心的。”中國農業大學教授羅云波說。
近日，農業部科技教育司司長廖西元透露，“十三五”期間將加強棉花、玉米品種研發力度，推進新型轉基因抗蟲棉、抗蟲玉米等重大產品的產業化進程。
對此，黃大昉分析，這意味著轉基因玉米產業化有了時間表。
專家表示，我國或已基本明確了當前及今后一段時間轉基因農作物產業化的大體目標與路線圖，但支撐這些目標與路線圖的強有力的戰略研究還應加強。
“面對復雜的國內外形勢，在詳盡分析我國當前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對農業的重大需求的基礎上，研究轉基因成果如何解決我國農業面臨的重大問題，進而系統制定實施產業化的具體步驟和相應機制等等，這些戰略研究尚顯缺位。”黃大昉說。
中國工程院院士戴景瑞也認為，目前，轉基因技術并未完成歷史使命，產業化應用和國外尚有差距，需要在“十三五”“十四五”進行系統布局。
專家建議，圍繞轉基因的國家戰略、產業發展政策、市場流通應用、制度保障等關鍵議題，開展調研，為國家決策提供科學權威依據，并健全事關轉基因發展重大問題的科學決策機制；從我國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大需求出發，結合當前我國農業產業升級與轉型、消費市場變化動態、社會輿情與消費者需求及國際貿易相應等多種因素，系統開展戰略研究，盡早提出我國轉基因農作物產業化的明顯規劃。
同時，轉基因品種產業化相關政策滯后，也影響轉基因技術產業化進程。2001年，我國頒布了《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條例》的實施對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與評價起到了促進和保障作用，但某些規定已不適應當前轉基因生物育種科技水平迅速提升的發展現狀和我國農業發展和保障糧食安全的緊迫需求，亟須按照推進產業發展的思想，盡快修訂完善《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專家呼吁，盡快出臺《轉基因生物品種審定辦法》，改進完善標識制度和逐步公開安全評價報告，既保障公眾知情權和選擇權，又有助于合理有效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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