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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國家在東北三省和內蒙古推行大豆目標價格補貼，就是為大豆確定一個目標價格，當農民賣大豆的市場價低于目標價時，對生產者按面積、產量等給予補貼。
國家制定目標價格補貼政策，既要讓大豆價格回歸市場，又要保護農民的利益，出發點是好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在兩年來的執行中，卻出現了一些讓農民費解的現象：同樣的大豆，不同地區拿到的補貼卻大不一樣。有些地區甚至僅僅隔著一條江，補貼卻相差一半。
一江之隔大豆補貼差了近一半
黑龍江省嫩江縣臨江鄉農民劉文付，在江邊包了兩百坰地。2015年六月，他領到了上一年的大豆目標價格補貼。18萬元補貼比起投入不算多，但它是純收入，對種大豆的收益影響很大。
黑龍江省嫩江縣臨江鄉農民劉文付：每畝地60.5元，一坰地就是900多塊。
跟劉文付家隔著一條江，內蒙古莫旗的高麗敏也種了五坰大豆，他每畝地拿到的補貼卻少得多。
內蒙古呼倫貝爾市莫力達瓦旗寶山鎮興安村農戶高麗敏：五坰地七十五畝，每畝地36塊5毛六，兩千多塊錢不到三千。
一直以來，高麗敏的大豆，都是賣到僅僅一江之隔的黑龍江。他搞不明白，同樣的土地、同樣的大豆、同樣的市場，自己的補貼為什么比黑龍江少了快一半？
內蒙古呼倫貝爾市莫力達瓦旗寶山鎮興安村農戶高麗敏：我們也不知道什么標準，按什么標準開的這個錢。一畝地多出來二十多塊錢，一坰地多出三百。
產量、售價都相似補貼理應相近
一個每畝60塊5毛，一個每畝36塊5毛6，種的都是大豆，兩個人拿到的補貼，為何相差了40%？所謂的目標價格補貼，就是國家設定一個目標價格，當市場價格低于目標價格的時候，根據差價和產量給農民發補貼。
那么兩個省的價格和產量差別真有那么大嗎？記者拿到了兩省的數據，只要做個簡單的算術，就能看出來，差別最多也就5%左右。那這個40%的差別是怎么出現的呢？在內蒙古自治區的文件上，記者發現，國家根據總產量和差價給內蒙古撥付了補貼總額，而內蒙古則根據土地面積計算每畝的補貼標準。那么是不是內蒙古在計算補貼標準的時候出了問題呢？
內蒙古：種了多少爭議大國家地方數據打架
記者走訪了國家統計局內蒙古調查總隊和內蒙古統計局。他們分別通過抽樣調查，和逐層上報、全面統計的方式，為補貼總額和發放標準的計算提供數據。在這里，記者拿到了兩個比例相差非常懸殊的數字。
國家統計局內蒙古調查總隊農業處處長胡金山：2014年全區的大豆播種面積是755.6萬畝。
內蒙古自治區統計局農調隊隊長王鵬飛：東部四個試點，盟市大豆種植面積是1368.1萬畝。
撥款發放兩筆賬價格補貼被攤薄
記者聞佳：在我右手邊是內蒙古自治區統計局，我身后就是國家統計局內蒙古調查總隊。一墻之隔，他們對于大豆面積的統計，卻相差了將近一倍。在存在這種巨大差別的情況下，一個上報給國家，作為國家撥款的依據，一個計算了標準，作為補貼發放的依據。國家撥款和補貼發放，就這樣變成了兩筆賬。
也就是說，根據記者的調查，國家給了755萬畝的錢，內蒙古卻要發給1368萬畝的土地。面對近一半的缺口，內蒙古是怎么操作的呢？
內蒙古自治區統計局農調隊隊長王鵬飛：應該是國家給算總補貼的時候，應該在750多萬畝這個產量上計算的總的補貼額，是這樣算出來的，發放的時候按照我們這個面積。
記者：那相當于他就是把這個總補貼額均攤了，就是本來是750萬畝的，結果現在均攤到1300多萬畝去了
王鵬飛：他那個面積只能是推算大面積，不可能落實到每一戶，我們這個是落實到每一戶的種植面積，所以補貼只能按照這個來發放。
問題清楚了，國家按照755萬畝發放的補貼款，而內蒙古把這筆錢均攤到了1368萬畝的土地，補貼標準就這樣被攤薄了。
哪個面積更真實土地是筆糊涂賬
同一個補貼，出現多個標準，其中的癥結就在土地上。那么，到底哪個才是內蒙古真實的種植面積？今天我們已經無法復原2014年內蒙古自治區的數據全貌。于是便選擇了內蒙古下轄的一個縣：扎蘭屯作為樣本，進行了調查。在扎蘭屯，記者同樣走訪了國家、地方統計局。
得到了兩個更讓人吃驚的數字：23.7萬畝和112萬畝，地方數據竟然是國家的近5倍。扎蘭屯共有12個鄉鎮，記者決定，逐個鄉鎮進行核實。
臥牛河鎮統計張云志：2014年全鎮大豆種植面積是17.4萬畝。
薩馬街鄂溫克民族鄉政府統計閆啟龍：2014年是8萬多畝。
僅僅走訪了兩個鄉鎮，種植面積就已經超過國家統計局的23.7萬畝，看來國家的數字和現實確實存在偏差。那是不是意味著地方的數據就是準確的呢？記者又尋找其他的渠道進行驗證。安華農業保險公司，當地的大豆種植戶都在這家公司進行投保，他們也會對大豆種植面積進行統計。
內蒙古自治區扎蘭屯市安華農業保險公司副總經理欒宇：2014年整個大豆種植投保面積是82萬多畝。
工作人員告訴我們，他們會采用多種方法核實面積，避免農民多報騙保，數據比較準確。他們統計的只是投保的大豆面積，應該小于全市的總數，但全市的總數是多少，他們也沒有準確的投保率能夠證實。
國家、地方、第三方商業公司，三個機構出了三個數據。國家的數據本應該權威，實際上卻與現實情況差別巨大。省里的數據是否就是完全準確的，也沒有渠道可以證實。到最后，誰也不能判斷哪個數據是真實的種植面積。內蒙古到底種了多少大豆，竟然成了一筆說不清楚的糊涂賬。
黑龍江：面積差出一個上海攤薄同樣存在
內蒙古因為國家和地方數據的巨大差異，補貼被攤薄。而另一路記者在黑龍江調查時卻發現，這里2014年的補貼標準雖然比內蒙古高了近一倍，但是在土地的面積認定上同樣存在這巨大的差異。
黑龍江：相鄰兩塊地你有補貼我沒有
見到王雙賀時，他正獨自駕車巡山防火。以往巡邏都是五人一組，如今卻只能一個人跑。現在正值山火高發期，每個隊員的壓力都很大。王雙賀告訴我們，改變巡邏方式實在是出于無奈。
因為去年，他們拿出近200萬拿給農民發了大豆目標價格補貼，這筆錢占了他們總經費的三分之一，本來就緊張的經費更加捉襟見肘，只能想盡辦法節省開支。
五大連池市小興安林場場長王雙賀：這樣就是說減少一定的費用，比方說車輛、油料。
大豆目標價格補貼明明有國家撥款，小興安林場怎么還要自己掏錢？王雙賀把記者領到了地頭，告訴我們，問題就出在這土地上。明明是相鄰的兩塊地，一塊有撥款，另一塊卻沒有，這種區別讓他感到困惑。
五大連池市小興安林場場長王雙賀：咱們腳下這塊是職工承包的，那塊是村屯承包的。這塊地有豆，大豆目標價格補貼，那塊地就沒有國家就沒認唯一的區別就是承包者不同
王雙賀給記者找出了當年所有的土地承包合同。他告訴我們，2014年林場共有5.2萬畝大豆，職工承包了兩萬畝，村屯承包了三萬畝。但是不管是誰承包，這些土地的性質都是完全相同的。
記者：就是土地本身性質是相同的？
小興安林場場長王雙賀：對對對，只是人為的把它變成說是我是職工我承包的，他是老百姓，就這樣人為區劃出來的。
最終的事實是，國家只承認了職工承包的兩萬畝大豆，其他的三萬畝一分錢沒有撥。然而，這三萬畝同樣是合法的，經過登記公示承認了，也必須要足額發放補貼。按照省里要求，小興安林場就只能自掏腰包為這三萬畝大豆的補貼款買了單。
小興安林場場長王雙賀：當時國家給的我們是123萬。但是當時也是為了說讓農民別損失，都有收益，因為國家方針政策，然后我們自籌了193萬，2015年的時候把2014年的給發下去。
面積差出一個上海打了個無奈的擦邊球
同樣的土地性質，同樣都種大豆，一塊有國家撥款，一塊卻要自己掏錢，確實讓人困惑。那么在黑龍江，到底有多少土地沒有被承認呢？
記者同樣走訪了國家和地方兩個統計部門。國家統計局認定的面積是3800萬畝，黑龍江省統計局認定的面積是4700萬畝，兩個數字竟然差了900萬畝。900萬畝什么概念，相當于整個上海市的面積。
撥款少，缺口大，黑龍江省既沒有那么多錢補足缺口，又想讓農民盡可能多的拿到補貼，只能打個擦邊球，將國家撥款攤薄，發放給其中的4200萬畝土地。各級政府再自籌資金，為剩下的500萬畝發了補貼。
2015：攤薄依然存在面積讓人更費解
因為種植面積的巨大差異，黑龍江、內蒙古2014年的補貼標準被攤薄。2015年國家和地方也都意識到了問題的存在，試圖修復這樣的問題，那么情況有沒有好轉呢？
7月8日，黑龍江省公布了2015年大豆目標價格補貼標準，每畝130.8元。這次補貼攤薄的現象不存在了，國家和地方的數據也一致了。
可是，2015年，黑龍江省統計局統計的大豆種植面積比上年大幅下滑1100多萬畝。而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僅比去年下滑了200萬畝。一方是劇減，一方是微調，降幅的巨大分歧卻造成了結果的一致。
而在內蒙古，2015兩個部門的種植面積雖然相差比例縮小了，但仍然有300萬畝的差異，補貼再次被攤薄。更為蹊蹺的是，和2014年相比，2015年兩個部門的大豆種植面積，一個在增加，一個在減少，竟然出現了完全相反的走向。
內蒙古自治區統計局農調隊隊長王鵬飛：2015年面積下降了17%。
國家統計局內蒙古調查總隊農業處處長胡金山：2015年，比上年增加了5.2%。
記者：那它這個為什么和統計局那邊那個調查隊數據有差異呢？
胡金山：這個是抽樣調查有誤差率，（內蒙古）統計局使用的是全面統計，兩種統計方法，最后的結果，還是有一些出入的。
記者聞佳：針對大豆一個品種，國家、地方的數據不僅連續兩年存在著巨大差異，就連增長還是下降，都沒能達成一致。土地就在那里，要搞清楚一個面積，卻如此困難。一項新政策的試行，不可避免會牽扯到很多因素，然而，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卻在最基本的種植面積上，出現了一筆說不清楚的糊涂賬。
百米尺兩腿走手段落后成本高
目標價格補貼今年已經是第三個年頭，為什么過去兩年數據都存在這么大的問題呢？要弄清種植面積又有多大的難度呢？今年七月，黑龍江新一輪的種植面積核查又開始了，記者就跟隨統計局的工作人員來到地頭，看看面積統計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穿過麥田，跨過豆苗，走了一個多小時才到地邊。這些土地看似平坦，其實深淺不一，走起來格外費勁。這十幾天，他們每天十多個小時在地里進行大豆面積的抽樣核實。即便如此，他們抽查的也只是極小的部分。
黑龍江省嫩江縣統計局工作人員魏子陽：十幾天我們每天走兩塊地，按照國家的規定抽十個村，每個村五塊地，不可能全部核實不可能，太多了這地多少人也不夠用。
統計局的工作只是抽查，并且配有GPS。在基層農村，面臨幾百上千個農戶，要想了解全村的大豆種植面積，困難更大。在臨江鄉，記者見到了拿著老式百米尺量地的村干部。他告訴我們，村里的很大一部分土地都要靠這種百米尺測量。
黑龍江省嫩江縣臨江鄉前馬鞍山村書記馬成海：這是百米尺，我們村里那些不是很大的地塊都靠這個量。
百米尺、手持GPS，小分隊步行抽查。要獲取準確的數據，難度確實很大。專家認為，目前我國的現狀并不支持目標價格補貼對數據的要求。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在實際的操作當中，由于我們國家還是以分散的小規模經營為主。那么以及我們的現在政府的管理能力非常有限，各個地方在這個實施過程當中，進行探索的不是很到位。這樣一項政策，和我們的實際條件，實際的情況呢，不是結合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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